与于襄阳书
七月三日，将仕郎、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，谨奉书尚书阁下。
士之能享大名、显当世者，莫不有先达之士、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。士之能垂休光、照后世者，亦莫不有后进之士、负天下之望者，为之后焉。莫为之前，虽美而不彰；莫为之后，虽盛而不传。是二人者，未始不相须也。
但是千百载乃一相遇焉。岂上之人无可援、下之人无可推欤?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?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，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。故高材多戚戚之穷，盛位无赫赫之光。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。未尝干之，不能谓上无其人；未尝求之，不能谓下无其人。愈之诵此言久矣，未尝敢以闻于人。
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，特立而独行，道方而事实，卷舒不随乎时，文武唯其所用，岂愈所谓其人哉?抑未闻后进之士，有遇知于左右、获礼于门下者，岂求之而未得邪?将志存乎立功，而事专乎报主，虽遇其人，未暇礼邪?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?愈虽不才，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，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?古人有言：“请自隗始。”愈今者惟朝夕刍米、仆赁之资是急，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。如曰：“吾志存乎立功，而事专乎报主。虽遇其人，未暇礼焉。”则非愈之所敢知也。世之龊龊者，既不足以语之；磊落奇伟之人，又不可听焉。则信乎命之穷也！
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，如赐览观，亦足知其志之所存。愈恐惧再拜。
译文及注释
译文
七月三日，将仕郎、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，恭敬地把信呈给尚书阁下：读书人能够享有大名声，显扬于当代，没有哪一个不是靠在天下有名望、地位显达的前辈替他引荐的。读书人能够把他的美好德行流传下来，照耀后代的，也没有哪一个不是靠在天下有名望的后辈给他做继承人的。没有人给他引荐，即便有美好的才华也不会显扬；没有人作继承人，即便有很好的功业、德行也不会流传。这两种人，未曾不是互相等待的，但是千百年才相逢一次。难道是居于上位的人中没有可以攀援的人，居于下位的人中没有值得举荐的人吗?为何他们互相等待那样殷切，而相逢的机会却那样少呢?其原因在于居于下位的人倚仗自己的才华不肯巴结地位高的人
创作背景
贞元十七年（公元801年）秋冬之际，韩愈被任命署理国子监四门博士，正式在京师做官。博士职乃是闲官，地位不高，很难施展抱负，于是他给于襄阳写下这封信请求引荐。
参考资料：完善
赏析
这封信围绕希望得到引荐这一中心，开篇阐明了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士休戚相关的这一道理，接着称颂于襄阳这位先达之士杰出的才能功业，最后作者毛遂自荐，吐露出迫切希望能得到于襄阳引荐的心迹。全文结构严密，立意明了，逻辑清晰。
文章先是提出“先达之士”与“后进之十”的关系，应是“相须”即相互等待、配合的观点：从正面说，后者靠前者提携才能施展才干，前者靠后者后继才能成就功业。再从反面说，假如不“相须”则前者“美而不彰”，终无出路，后者亦不可留传盛名。大前提明确之后，再说小前提，即联系于尚书与本身：于尚书乃当世先达之士，可惜未闻其荐举“后进之士”，而自己乃有才的“后进之士”，并且处
韩愈（768年－824年12月25日），字退之，河南河阳（今河南省孟州市）人，自称“祖籍昌黎郡”，世称“韩昌黎”、“昌黎先生”。唐代中期大臣，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，秘书郎韩仲卿之子。元和十二年（817年），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，从平“淮西之乱”。直言谏迎佛骨，贬为潮州刺史。宦海沉浮，累迁吏部侍郎，人称“韩吏部”。长庆四年（824年），韩愈病逝，年五十七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为“文”，故称“韩文公”。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，追封昌黎郡伯，并从祀孔庙。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，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，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名。与柳宗元并称“韩柳”，与柳宗元、欧阳修和苏轼并称“千古文章四大家”。倡导“文道合一”、“气盛言宜”、“务去陈言”、“文从字顺”等写作理论，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。著有《韩昌黎集》等。► 437篇诗文 ► 1457条名句
成纪星郎字义山，适归高壤抱长叹。
词林枝叶三春尽，学海波澜一夜干。
风雨已吹灯烛灭，姓名长在齿牙寒。
只应物外攀琪树，便著霓裳上绛坛。
虚负凌云万丈才，一生襟抱未曾开。
鸟啼花落人何在，竹死桐枯凤不来。
良马足因无主踠，旧交心为绝弦哀。
九泉莫叹三光隔，又送文星入夜台。
燕子巢方就，盆池小，新荷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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