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人相轻,自古而然。傅毅之于班固,伯仲之间耳,而固小之,与弟超书曰:“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,下笔不可自休。”夫人善于自见,而文非一体,鲜能备善,是以各以所长,相轻所短。里语曰:“家有弊帚,享之千金。”斯不自见之患也。
今之文人:鲁国孔融文举、广陵陈琳孔璋、山阳王粲仲宣、北海徐干伟长、陈留阮瑀元瑜、汝南应瑒德琏、东平刘桢公干,斯七子者,于学无所遗,于辞无所假,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,仰齐足而并驰。以此相服,亦良难矣!盖君子审己以度人,故能免于斯累,而作论文。
王粲长于辞赋,徐干时有齐气,然粲之匹也。如粲之《初征》、《登楼》、《槐赋》、《征思》,干之《玄猿》、《漏卮》、《圆扇》、《橘赋》,虽张、蔡不过也,然于他文,未能称是。琳、瑀之章表书记,今之隽也。应瑒和而不壮,刘桢壮而不密。孔融体气高妙,有过人者,然不可持论,理不胜辞,至于杂以嘲戏。及其所善,扬、班俦也。
常人贵远贱近,向声背实,又患闇于自见,谓己为贤。夫文本同而末异,盖奏议宜雅,书论宜理,铭诔尚实,诗赋欲丽。此四科不同,故能之者偏也;唯通才能备其体。
文以气为主,气之清浊有体,不能力强而致。譬诸音乐,曲度虽均,节奏同检,至于引气不齐,巧拙有素,虽在父兄,不可以移子弟。
盖文章,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,荣乐止乎其身,二者必至之常期,未若文章之无穷。是以古之作者,寄身于翰墨,见意于篇籍,不假良史之辞,不托飞驰之势,而声名自传于后。故西伯幽而演易,周旦显而制礼,不以隐约而弗务,不以康乐而加思。夫然则,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,惧乎时之过已。而人多不强力;贫贱则慑于饥寒,富贵则流于逸乐,遂营当前之务,而遗千载之功。日月逝于上,体貌衰于下,忽然与万物迁化,斯志士之大痛也!
融等已逝,唯干著论,成一家言。
译文
文人之间互相轻视,自古以来就是如此。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,不分高下,但是班固看不起傅毅,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:“傅武仲由于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,然而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,不知休止。”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势,但是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,很少有人全都精通,所以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,乡里俗话说:“家中有一把破扫帚,也会看它价值千金。”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。
当今的文人,(也不过)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、广陵人陈琳陈孔璋、山阳人王粲王仲宣、北海人徐干徐伟长、陈留人阮瑀阮文瑜、汝南人应玚应德琏、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。这“七子
建安时代,因为曹操招贤纳士,文人群集于邺下(今河北省临漳县) ,形成一个文学集团。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,曹植比较年轻,而曹丕和这些文人“出则连舆,止则接席” (曹丕《与吴质书》) ,一同切磋诗文,相处密切。所以,他便成为“邺下风流”的核心人物。在那文学繁荣、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,文学理论科研有了基础,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步孕育成熟; 同时,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,于是,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《典论·论文》便应运而生了。
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: “文人相轻,自古而然”。随即举例说明:傅毅与班固相比,文才相差不远,在“伯仲之间”,然而班固却小看傅
巧佞巧佞,谗言兴兮。营营习习,似青绳兮。以白为黑,在汝口兮。
汝非蝮虿,毒何厚兮。巧佞巧佞,一何工矣。伺间伺忿,言必从矣。
朋党噂𠴲,自相同矣。浸润之谮,倾人墉矣。成人之美,君子贵焉。
攻人之恶,君子愧焉。汝何人斯,谮毁日繁。予实无罪,何骋汝言。
番番缉缉,谗言侧入。君子好谗,如或弗及。天疾谗说,汝其至矣。
无妄之祸,行将及矣。泛泛游凫,弗制弗拘。行藏之徒,或智或愚。
维余小子,未明兹理。毁与行俱,言与衅起。我其惩矣,我其悔矣。
岂求人兮,思恕在己。
黄鹄一远别,千里顾徘徊。胡马失其群,思心常依依。
何况双飞龙,羽翼临当乖。幸有弦歌曲,可以喻中怀。
请为游子吟,泠泠一何悲。丝竹厉清声,慷慨有馀哀。
长歌正激烈,中心怆以摧。欲展清商曲,念子不得归。
俯仰内伤心,泪下不能挥。愿为双黄鹄,送子俱远飞。
西风稍急喧窗竹,停又续,腻脸悬双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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